一
这是一场革命。
对人类而言，任何劳动工具的革命都将引发社会生产的巨大进步。
从打制到磨制是一种进步，尽管变化细微。打制是人类发现了不同硬物之间的撞击可以改变硬物固有形态而产生的灵感，从打制到磨制工艺的发现，却不知经历了多少次重复后的偶然，尽管在后来长期的制玉工艺中常常被同时采用。
从出土的实物资料可知，人类在认识玉石之前就已经完成了对磨制方法的掌握，大量细石器的出现可为佐证。然而我猜想，玉与石在整体上应当存在着硬度的差异。就是说，同样作为制作目标器物的玉的硬度应当整体上高于石。究竟采取打制还是磨制与材料硬度没有必然联系，应当受目标器物的功能所决定的。也就是说，作为一种制作方法的存在，打制和磨制各有千秋。因而在早期的许多石器和玉器上同时存在着打制和磨制的痕迹。那么在什么情况下使用打制、什么情况下使用磨制、什么情况下既有打制又有磨制、甚至精细地磨制呢？
我想可以作出这样的推论：打制或绝大部分采用打制方法，仅限于制作劳动工具使用；而磨制或大部分磨制尤其是精细磨制的器物，则很可能已脱离了生产工具的范畴。理由如下：
第一，打制工具表面粗糙，摩擦系数大，尤其对敲打用途的钝形和钻孔用途的锥形器物而言，更容易把握和掌控；
第二，尽管经过磨制的刃形实用器比较锋利，但就其功用与耗费关系来说，无疑得不偿失；应特别指出的是，作为进攻性武器存在的刃形器，显然不属于劳动工具的范畴；
第三，磨制器物的光滑或光亮，暗示了人类审美意识的觉醒，换言之，磨制方法的出现，是应人类装饰的需要而生；
第四，许多工具类造型的磨制玉石器并无使用痕迹，据此可推断其脱离了生产功能；
第五，脱离了生产功能而又保持着生产工具造型状态，反映出早期人类审美创造的局限性——基本处于朴素的本能阶段。当然，这点也受到需求层次的限制——对高等级的精神需求而言，即使在手工制作极度困难的情形下，也可能造就不同凡响的奇绝之品——因为那是无需考虑工本的。
人类靠打制和磨制方法加工器物的时间应当相当漫长。在漫长的生存与发展过程中，人类首先发现了圆形物体的妙用。而对圆形物体的发现，很可能首先是对杆形圆器的使用。最初可能只是根据用途随手摘取的自然之物，比如折断树杈或植物秸秆用来缠绕线状物——毕竟缝制衣物或编织渔网存在着客观需求。
我突然想起被考古工作者普遍称为纺轮的东西，称为纺轮自然与纺织有关。照理纺轮应当早于我前面提到的缠绕线状物所使用的圆杆，而这个圆杆却完全出于自然界，这显然与人类的认识规律不符。正常情况是：人类使用工具首先应当是从自然界选择，即现成之物，随后才可能有人类的模仿或创造。那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必定另有原因。
或许，上面提到的圆杆形器物所缠绕的并非指纺织物，而只是更早出现的线状物，如兽皮条、藤蔓、长纤维植物表皮等等。那么纺轮，一定是在随后的久远年代产生的。
当圆杆形器物作为更高等级的工具存在的时候，圆形就成了人类主动的选择。或者说，圆杆形器物至少与纺轮出现的年代相当——因为它们很可能出现在同一架纺车上——即同时构成了纺车的基本配件。由出土纺轮大小不一的情形判断，纺线的数量或精粗程度是有区别的，也可以说所纺线的多寡不同、用途不同。更明确地说，纺车存在着大小形制上的差异。当纺线工艺在人类活动中被相对广泛的应用之后，作为工具存在的纺车的规格不可能单一到完全一致的程度。
很显然，纺织世界是丰富多彩的。
人类社会发展到距今六千年以前，就出现了本文开头提到的橄榄形石头。但它并不是独立的工具，而只是某种工具的一个特别关键的部件。这个部件相当于现代的轴承。因为有了这个轴承，使快速旋转变成了可能。那么，对这个轴承的不同运用，也就产生了多种多样、造型各异的辘轳。
